编前：8年前，《南方周末》曾刊登了一篇名为“一个人的战争”的文章，说的就是杨本洛。文章说：他上海交通大学的一名普通教授，在十余年的科学研究中，他称自己发现了自然科学领域中一系列重大的、占据世界权威地位的经典理论体系存在的重大错误，甚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牛顿的经典力学体系也在他的批判之列。像他这样大规模地推翻前人的经典结论的科研人员，在我国著名的流体力学和空气动力学专家、中科院院士庄逢甘先生看来——“在国内好像是第一例。”
    8年后，记者走进了杨本洛的办公室，见到了这位中国科学界传奇式的人物。通过三个多小时的采访，或者说是聊天更为贴切，记者粗浅地了解了他的理论、他的人，以及他八年来的生活。
这并不是一篇正规格式的人物报道，然而记者认为，只有采用对话体，保留杨本洛的原话，才能更“科学”地讲述一个科学家的故事。（下文中J代表记者，Y代表杨本洛）
关于杨本洛的角色
Y：我所有的书都在这里，我的书有个特点，不是编书，而是我独立的研究成果。
J：您的理论跟别人的不太一样？
Y：不，我要告诉你的是，其实我是最传统最经典的。我把经典理论体系中西方人没有发现或没有能力解决的问题拿出来。我不是在跟院士们对话，而是在跟自然科学体系的构建者，包括牛顿，波尔，爱因斯坦等等的对话。
J：八年前，您的理论无人愿意评论，您是在孤军奋战，经过这八年，有什么改变吗？
Y：我觉得我处于一个很有意思的角色，主流世界不喜欢我，所谓民间科学家也不喜欢我。但大概两边还是对我保持着足够的重视，也有一定的尊重。
    前两三年，我曾经写了一个理论体系重新构建的文章，被收录在学术会议论文集里。一般的学术会议，一般的文章充其量十几页，我那个文章有80多页。
    在那次会议以后，上海市力学学会理事会专门开了一个会，我相当于是博士生答辩。在这个会议上，一位院士对我说：“杨老师，十多年来我们剑拔弩张，但是我发现你的工作与原来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我的看法也有了很大的变化。我认为你做的很多工作，至少是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
    我实话实说回答：“我从来没想过和您剑拔弩张。我是您的学生辈。我的工作和以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变化，我比以前做的范围更广泛，而且深刻得多。”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认为我以前做的大方向有任何错误，我只是在原来方向上更广泛和深刻。
    对那位院士对我说的话，我很感谢，确实，它们在理论上是有意义的。这些话可以很好的表明八年来的变化。
关于杨本洛的理论
Y：很多年前我在社科院哲学所做交流报告，我当时说：“现代自然科学体系远未完备，它们的哲学基础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可以证明，在自然科学体系中，每一个重大科学疑难的背后，都存在着相应的数学推导的不严格的问题。”
    我做的很多工作，都以数学为工具。当我们的很多自然科学都往前走的时候，出现很多矛盾和悖论，必须用数学为工具去解剖和解决它。现在的问题是，数学本身出问题了。
J：如果不是这次采访，我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见到您的这些书，更不用说读懂了。
Y：你不是这个行业的，这很正常，搞流体力学的院士，真正读懂我的书，也是很困难的。我觉得是两点，第一，他们的数学工具没有真正掌握。第二，他们没有真正读懂他们现在认同的，或盲目跟随的旧的理论体系。这些话不是我杨本洛杜撰的，而是客观存在的。
    在20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爱因斯坦传》中引用了著名数学家陈省身的话，同样适合于今天：“讲有一半自己不懂的题目，那感觉是很奇特的。”这样的大数学家讲的东西都有一半是自己不懂的，你能保证它对吗？真正的科学必须符合逻辑，符合逻辑的才容易被人们接受。
    杨振宁先生自己最为得意的规范场论，花了大量人力物力，为什么现在做不出来？因为没有追根溯源的剖析。很多问题很多年前都是数学推导不下去了而进行的人为假设，比如规范变换，既没有数学证明，也没有物理基础，它本身说明我们原来在逻辑推理中没有解决的问题。杨振宁把原来就没有解决的问题拿来做基础，怎么能做的出来？
    这些是世纪性的难题，也是世界性的难题，但并不是说西方人解决不了，东方人就解决不了。要解决这些难题，必须先做两件事，第一，追根溯源，不能浅尝辄止，发现问题决不能回避，我的书里有错，我一定会改。第二是要做整体，做全局性的梳理。我做的可能比人家诚实一点，更执著一点，一旦有突破，就收不住了。我的书《自然科学体系梳理》就是如此，它涵盖了众多学科的基本理论问题。
关于杨本洛的态度
J：科学界是不是对你的理论不够宽容？
Y：我并不主张在科学上讲宽容的态度，恰恰相反，我讲究严格、严肃、认真。但是必须要大家坐下来讨论，针对一个命题彼此都要使用大家听得明白的、科学的语言，进行严格的论证，而不是宽容。我们的科学世界是严肃性不够，责任心不够。
    我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上提出了否定性的命题，一个科学家，如果是作为这个领域的学科带头人，必须要讲话。第一，你觉得这个提法是有道理的，或者你认为是错的，你必须用科学的语言批驳它，不让谬种流传；第二，尽管很难，比较深，你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和学术成就，但远远未达到解决世界性难题的地步，这是很正常的，你可以坦率地讲看不懂。但是往往权威人士，既没有这样的睿智，也没有那样的气质。这是中国人的大悲哀。
现在的中国的科学腐败问题，根源和土壤并不在中国，在整个西方也必然存在科学腐败问题。美国的一位著名数学评论家在他的书中写道：“数学的大厦即将倒塌。然而美国每年评选出来的重要数学成果就有三万项，对他们来说，文章发表得越多越好，个人的成就是重要的，不管这些成就是对还是错。”
    大学排名是很荒诞的，中国的大学都排在很后面。但是我所研究的问题，恰恰是走在西方前面的，在我面前，麻省理工、哈佛、斯坦福等等都不行。我们所看的不是名称，而是在一个问题上，到底是谁有道理。
关于杨本洛的学生
J：听说您的学生都很喜欢您？
Y：学生非常喜欢听我上课，我非常认真，而且我不用讲义，一环套一环。任何一个原来学得好的人，稍有不听，就会跟不上，任何一个基础比较差的人，只要认真听，一定能跟得上，因为逻辑。我的一个学生在网上写过一篇怀念我的文章，我讲课，从头到尾都是逻辑。我不是强加给人，我把我认为对的东西，用很逻辑的最素朴的方式讲出来。
    我在交大15年，只给本科生讲了三年课。有一次我上完课，那个班的班长、副班长、学习委员、科代表拎着两箱水果、两瓶酒到我家，代表全班同学感谢我，说没想到碰到这么好的老师。
    还有一次是考试考完了，学生交完卷不走，回位子做好。最后一个交完卷了，班长说：“我代表全班同学，请求杨老师再给我们讲两小时课，随便讲什么。”
    我非常非常欣慰，因为我做得太艰难了，当学生对我好的时候，我就非常感动。包括研究生班的班长告诉我，他们全班任何一个人绝对不会给自己的导师打全优，但是全班每个同学给我打了全优。
记者手记：
    《南方周末》的那篇文章里说：一位在力学界颇有名望的学者指出，很难说以后不能出现第二个像杨本洛这样的人，因此，科学界如何研究解决杨的问题，不仅关系到他本人的命运，甚至关系到如何建立和保护科学创新体制，以及严密的科学论证机制这一重要课题。
八年过去了，这仍然是悬而未决，却必须解决的课题。
    作为一名科学家，他的理论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评价其正误；作为一名被学生打了全优的老师，他目前已经被剥夺了讲课的权力；他不是民族主义者，但他强调中国科学家能够在一些问题上超越西方。
    我在这里并不想为杨本洛本人奔走呼号，正如他自己所说，杨本洛是芸芸众生中的一个。须要奔走呼号的，是科学的态度以及科学的体制，如何用科学的态度制定科学的体制，如何用科学的态度研究科学。
    这也许是一场百年孤独。杨本洛在采访中说：“我的人生带有悲剧色彩，毕竟我放弃了很多一班人追求和享受的东西，并且承受很大的压力。和八年前相比，我平静了很多，但是仍然悲哀，因为在我死后，也许没有人能看懂我的书，而人类如果不纠正那些错误，将会与真理渐行渐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