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科学历史、坚持科学精神，

切实纠正我国基础科学研究的盲从西化倾向和伪科学泛滥

—— 就2009年度颁发的“国家最高科技奖”致国家领导人的公开信

思 想 提 要

1. 承认两个现状

       （1）就当代整个科学世界而言，无论是西方哲学体系，还是包括数学、经典力学、热力学、电磁场理论、量子力学等在内主要由西方人所建构的近现代自然科学体系，都存在大量“基础性”的并且理应是“众所周知”的认识疑难、矛盾或悖谬。事实上，正因为大量矛盾存在的无奈，现代西方主流科学社会才会公开否认“物质第一性”和“逻辑自洽性”两个基本原则，将自然科学歪曲或异化为“科学共同体共同意志”的集合。

       （2）局限于“中国科学”的历史和现状考虑，纵观整个近现代自然科学发展史，至今在“体系性”贡献上没有真正留下任何中国人的痕迹。无论是陈省身、丘成桐，还是杨振宁、谷超豪，充其量只能视作充当了西方科学体系的“传播者”甚至“尾随者”的角色，他们无非是全盘接受乃至错误地诠释，许多他们从来没有真正读懂并且就科学本质而言也是任何人不可能真正读懂“约定论”杜撰。当然，这正是中国科学不可能步入“世界科学之林”的根本原因。

2. 当今科学世界所面对空前认识困惑的两个要害问题

       （1）否定“物质第一性”原则。在虚妄的“公理化假设（约定论）”名义下，否定“物质实在”的必要基础，拒斥特定物质对象同时给予“支撑和约束”而自然形成的“辩证统一”机制，鼓吹建构渊源于个别人“直觉顿悟”从而无需接受任何约束的“普适真理体系”的荒唐。

       （2）否定“逻辑自洽性”原则。需要诚实地承认如下现实：不仅仅是20世纪的“量子力学、相对论”按照建构者的思想，建立在他们所说的“矛盾前提”之上，只允许当作“第一性原理”来对待，以及包括牛顿力学、热力学、流体力学、电磁场理论等在内的经典理论体系，长时间存在许许多多西方科学家无法解决的前提性矛盾和悖谬，而且更为严重的是：本应承担“维护逻辑”责任、发挥“逻辑分析”功能的整个数学体系同样处于众所周知深刻的矛盾之中。（事实上，这才是杨振宁拒绝作任何科学以内的严肃讨论。却在不断鼓吹“震撼心灵的科学宗教”情结，而陈省身公开自陈不可能真正读懂他所认同的微分几何的根本原因。）

3. 揭示20世纪“西方科学共同体”之所以出现的必然性和反动性

       （1）一旦否定科学的“经验事实”和“逻辑原则”两个基础，那么，一个本质上只是将自己的“共同意志”强加于物质世界乃至全体智慧人类之上称之为“科学共同体”的特定人群的出现，必须视之为一种逻辑的必然。事实上，正因为此，当代的美国著名哲学家罗蒂直至21世纪才会坚持指出：他所倡导的“种族中心主义”将成为必然归宿。

       （2）反过来，只要承认某一个特定人群的“主观意志”无需接受任何逻辑检讨、拒斥任何逻辑批判，具有至高无上的“合法”地位，那么，人类的科学事业不仅必然出现被另一位美国著名哲学家萨顿称之为“一种最坏形而上学”的“科学偶像崇拜”荒唐，而且还成为滋生“体制性腐败”的土壤和基础。事实上，这不仅是本人通过自己的著述中早已提出“科学腐败的真正根源在于腐败的西方科学社会拒斥一切理性批判”判断的原因，而且，在当今世界尚远不公平、和谐的时候，需要每一个中国科学工作者拿起逻辑批判的武器，为了捍卫科学真谛、为了一种真正意义上“平权、平等、公正”普世价值的真正实现，做出属于自己民族的一份切实努力，

4. 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两个必须解决的认识前提

       （1）反思、批判和切实纠正“缺失自我、崇洋西化”的错误倾向，逐渐树立和培养“自信、自尊、独立思考”的基本素质。

       （2）化大力气，首先要“真正读懂”前人或者西方人的书，才可能真正谈得上发展和继承的问题。绝不能再犯杨振宁、谷超豪、李大潜等许多人还没有真正读懂经典理论，就轻易盲从、草率延拓、恣意扩大的大毛病。

5. 建立严肃的科学论证机制的两个基本要素

       （1）诚实面对和严肃反思方哲学体系在“认识论”基础上长期存在的认识困惑，努力摆脱西方科学世界“随意假设”的习惯性思维不当或错误，严厉拒绝在一切只允许建基于“约定论”之上的“伪科学”命题上作毫无意义的纠缠，针对拥有“实在论”基础的“真科学”命题进行讨论。（因此，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真正需要花大力气，应该首先解决的是包括流体力学、电磁场理论在内西方人始终没有能力解决，并具有直接工程应用价值的重大科学命题。）

       （2）使用统一的、无歧义的科学语言；服从逻辑，承认“逻辑证伪”基本原则。

6. 反对任何形式“科学革命”的煽情，努力使用“逻辑批判”的武器、严格遵循“历史性和全局性梳理”的科学研究方法，解决诸如“微分几何、偏微分方程理论、牛顿力学、热力学、流体力学、电磁场理论”之中，许多实实在在、众所周知、西方人一个世纪乃至数个世纪没有解决的科学疑难。

       总之，遵循“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观，要求严肃检讨和切实纠正谷超豪、李大潜等科学院院士在基础科学方面长期存在的导向性错误，并责成路甬祥同志作为中国科学院院长理应承担一种“科学、道义和历史”的责任，绝没有任何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只是出于对于人类的科学事业的一份真诚、对于经历了太多磨难的中华民族的一份赤子之心。所有这些问题不解决，就永无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科学可言。